此亦可见孔安国对于譬的理解与《墨子》关于譬的定义是一致的。

船山此说，盖以继为生生之理义，下通孔疏不绝之文义。而诸家释阴阳关系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强调阴和阳的相互转化变易。

笔者对吴飞先生这一观点的证明方式，则恕难苟同。（《周易正义》，第282页）[5] 故《系辞下》篇首即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这就是说，对生生大义之出处，吴飞先生有些误会。李道平从虞翻，认为是乾之初九上行（参见李道平，第374-375页）。总论易道，当见《系辞上》。

在这一议题下，吴文的生生之论有三个步骤：第一是通过内外考证，确定生生在《易传》中的文义。第二，此又相应于《序卦传》之上下经之始，亦即乾坤咸恒四卦。从容而不失之迂缓，修谨而不失之拘局。

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教者知此，则知所施矣。心之良知就是指引人言行举动的道与教,王阳明曾说：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王阳明的心学是儒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形态，可以说是儒家秩序观念的内在化与精致化

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为什么道可以是教呢?王阳明指出，这里的道就是良知，不可须臾离也(《中庸》)。

王阳明表示，他期望得到志同道合的豪杰之士的扶持匡翼，共同讲明良知之学，推广良知之教，使得天下人都能自觉良知并能按照良知行事，互相善待，克服自私自利的毛病，去除谗妒胜忿的习性，共同实现儒家的大同理想。在拔本塞源论里，王阳明再次宣告了儒家的人伦道德建设是理想社会的题中必有之义。儒家礼教精神的上述表现在王阳明的心学中体现得较为明显。每五日则总四班递歌于本学。

其余皆就席，敛容肃听。推广良知之教，是礼教精神的教化工作在心学中的具体体现。就此而言，阳明心学依然是传统礼教精神的彰显。王阳明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曾经说道：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

从阳明心学的礼教思想出发，可以看出礼教并不是简单僵化的生活教条，而是一种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有丰富蕴涵的价值观念和规范体系，具有心性秩序、生活秩序、文明秩序等意义指向，值得结合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历程予以多维考察。真个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1](106)。

同样地，良知也不分圣愚，人人自有，这一人皆有之的内在教条能够使社会生活变得美好，也是人们应该共同遵守的信念，王阳明指出：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教往往意味着最高信条，以良知为教即意味着良知的至上性，王阳明曾将良知喻为造化的精灵,并认为遵循良知就是人生至乐，良知是造化的精灵。

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孟子·离娄上》)。日常人伦是儒家最为重要的标识，也是儒家式公私生活建设的核心所在，历史上儒佛之辨的焦点常常集中于是否应该坚持儒家的日常人伦。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每每想到天下人的陷溺，王阳明就会为之痛心不已，总是考虑如何去挽救世道人心，以良知为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萌生的念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礼教精神既表现为以儒家价值来塑造理想人格，期望所有人都能将儒家价值及其规范内化为个体的心性，又表现为一种秩序和规范意识，即以礼治和人伦之道作为公私生活秩序的基石，同时还表现为对生活文明的一种传承，即以礼乐典章及仪节的传承和教化来传递和推广儒家思想。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在阳明心学的视阈中，良知在人的塑造和自我成就的过程中不可或缺，是人能够过有道德的生活并在日常生活中有所依傍的前提。

王阳明强调，人们只要能够端正念头、各致良知，就自然能公正地辨别是非，由此与大众好恶相通、情感相连，视人犹己，视国犹家，做到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构建命运与共的生活共同体。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礼记·曲礼上》)。

而其节目则舜之命契，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如同传统礼教注重人伦之道的教化推广一样，王阳明也主张以人伦之道来教化人。

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1](119)。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

在阳明心学中，良知承担了教义性的功能，阳明试图以此为核心来塑造完善的人，进而构造理想的社会，这就从心性秩序上为礼教精神的落实奠定了基础。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1](99)古人立教之意，在于以乐教诱发人的志意,以礼教端正人的行为，因此歌诗习礼的礼乐教化对人的成长具有必要性。从《南赣乡约》的上述内容大致可以看出，王阳明之所以在匪患平息的地区设立乡约这种乡村组织，一方面是为了使乡约制成为官吏传达官方意志和儒家道德主张的中间渠道，以社会教化来弥补地方治理的不足。每朔望，则集各学会习于书院……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

行而民莫不说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在这里，王阳明企图通过一种民间自办的组织形式使人们隐恶扬善，践行儒家的人伦道德，用制度性的力量破除人们的心贼,通过人伦教化的手段来强制人们修身立善，使人们从思想念头上为善，而这正是儒家礼教思想的旨归所在。

从王阳明及其后学对良知的推崇可以看出，阳明心学倾向于将良知与致良知看成是一种教义，正如历史上儒家将礼当成教义一样，认为奉此而行，优良的个体就能得以塑造，优良的社会也能得以形成。 众所周知，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礼教一词便声名狼藉，多被视为固化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束缚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教条。

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

自己如此，天下人也如此。从此处可以看出，王阳明主张守礼即是对自己内在道德本心的尊崇，这是守礼的前提，由此守礼的必要性就获得了本体意义上的确证。人生在世，如果能使得自己的良知恢复到本然状态，澄澈完整，便是人生至乐，可手舞足蹈、愉悦自在。理的具体化就是文,而文的抽象化就是理,二者是一回事。

每学量童生多寡，分为四班。另一方面是要利用百姓的自我约束和人伦建设以维护乡村社会的秩序，构建良善的乡村社会，以避免匪患再起，巩固军事行动的成果。

[1](100-101)在王阳明的设想中，礼乐教化的实质是教以人伦，所以他认为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让受教者意识到人伦道德的重要性，比如说，要通过教者和受教者爱亲敬长之心有没有懈怠以及是否真切?温凊定省之仪有没有做到以及是否周全?往来街道之步趋礼节有无放荡和不检点之处?言行心术是否有欺妄邪僻，是否做到了忠信笃敬?对于这些人伦道德的问题，童子们务必要如实回答，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此日常提撕来促使孩童强化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的人伦意识。在王阳明之后，阳明后学更是将良知作为一种类似宗教的教义，王畿曾多次有此类表述，他曾说，大抵我师良知两字，万劫不坏之元神，范围三教大总持[2](202);师门宗旨，良知两字，是照妖大圆镜，真所谓赤日当空，魍魉潜消者也[2](222);良知是圣门斩关立命话头[2](472)。

乡约成员要在生活中移风易俗。阳明心学重视儒家礼教的人伦之道，在理论上强调人伦之道对于公私生活秩序的重要性，并将人伦教化付诸一定的公共生活实践。